摘要:
一次难忘的采访与思考
这次采访虽然过去了三四年时间,但是每每回想起来,心里不免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一个矿工的生命怎么这样不值钱呢?是无视法律还是对生命的漠视。
在医院的病床上,我见到了这位矿工。黯然无光的眼神,透视出绝望,无奈与愤怒。他微微动了一下身子,向我点点头。一个小时过去了,结束了这次采访。
在返回报社的路上,第一个电话就来了,原来是当说客的。紧接着,一个接一个的说客不止,上门“公关”,令我不能容忍得是竟然用钱来“摆平。”哼!真是认错了人。
我真没有想到的是,说客大多是从事工会工作的人,他们竟然忘了自己的职责,他们的的屁股到底该坐在哪里!
稿件见报后,也许他们有了认识。半年后,这位矿工的职业病鉴定下来了,基本落实了工伤待遇。我并没有感到欣慰,有时候有一丝丝的疼。
我在想,工人最伟大,谁知工人的辛酸与痛苦;生命诚可贵,谁人最爱工人的命!
在此,顺便附上当时见报的稿件。
职业病不认可 医疗没有保障 生活相当困难
铜川矿工惠青胜诉说轻生原委
躺在病床上的铜川王石凹煤矿综采二队工人惠青胜,强忍着伤痛的折磨,心里的酸痛难以言表。不知是他为自己的错误举动而悔恨,还是为公理难伸而愤懑。
他于农历1963年3月25日出生于清涧县老舍古乡,1985年参加工作,在王石凹煤矿综采二队为井下采煤工。家里六口人,四个小孩,老人已八十岁了,生活负担很重。1998年的秋天,他时不时地感到胸部两侧有针刺般地疼痛,因为是间断性地,想多下井挣些钱,并没有多在意。
一直到2002年,胸部很难受,几次给矿上说能否检查一下,矿上没有同意。下半年时实在疼得受不了了,11月份他就利用下午下班后的大约4时~5时,先后到西京医院检查了六次,被诊断为煤矽病I期。之后,他和妻子就把西京医院的病历、诊断证明、CT报告单等诊断资料交给矿劳资科科长邓会昌。他仍坚持上班,到了2004年年初,实在疼得坚持不住了,就借了别人2000元钱,在矿医院住了20多天,钱也用完了,被迫出了院,间断性地服些药。2月份就休病假不能下井了,矿上只发200 多元钱。为这其妻还几次找过邓科长:“不是你说的发100%的工资吗?怎么发200来块钱?”,邓说,这是矿上的规定,由队上发工资,按队的规定。惠青胜自己也为病的事找过邓,邓答复说,检查要到国家指定的医院,不能见个证明都认可。
2004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他参加完演出就到铜川职业病防治所检查,拍了片子,过了几天,防治所还通知他复查了一次。之后连一个结果也要不出来,至今也没有拿到检查结果。期间,矿上组织的矿工身体普查,至今不告诉他检查的结果。
去年六七月份,他还为工资的事找过矿上劳资科的谢副科长。薛答复,我和队是平级,只有建议权,没有管理权,我说了人家也不听,我也没办法。其妻还不止一次地找过综采队队长张世宏。
生活十分困难,病也加重了,胸疼得厉害。他又于2004年12月8日到西安市中心医院检查.12月15日,经专家会诊,确诊为煤工尘肺(I+期)。矿上仍不承认这个检查结果。无奈,他于2004年的农历腊月十几号的一个早上七点多钟,到矿办公楼找矿长,结果把守办公楼的公安处的人不让进门。他想矿长常在招待所吃饭,他到招待所见到某矿长,某矿长说,你就是把联合国的证明拿来我也不认。
职业病不能认可,医疗没保障。为此他多次上西安的省机关上访,省人民信访转批到省煤业集团总公司,省煤业集团总司批转到铜川矿务局,但几年来下来没有一个结果。惟有省总工会的接待能给他一些安慰和帮助解决的办法。
惠青胜遭受病痛困扰,从2004年2月不能下井采煤,医疗没有保证,矿上每月只发200多元,生活极为困难,多次上访显得孤立无援,思想精神压力很重,便产生轻生之念。
虽然这种举动不可取,但我们各级领导从中不得不反思一下,检讨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基层工会组织在这些问题上为什么显得失语。国家《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尘肺病防治条例》《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到底在这里执行得怎么样呢?
通过惠青胜的职业病认定、治疗、待遇及其它问题,看来我们共产党人关注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职业健康及其一切权益绝不是一句空话!
本报记者 王仓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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